成一家之言。  如履薄冰研读他深刻精到的批注文字和有关讲话,至今仍有醍醐灌顶的深深教益。成一家之言。  如履薄冰研读他深刻精到的批注文字和有关讲话,至今仍有醍醐灌顶的深深教益。
“说曹操是白脸奸臣,这个案要翻”
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,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读《三国志》,是这位伟大革命家分析三国有名历史人物和强大事件的显著特点。
曹操,字孟德,沛国谯(今安徽亳州)人。他是三国时期最有作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,又是个了不起的诗人。  鲁迅先生曾称赞曹操:“其实,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,至少是一个英雄,我虽不是曹操一党,但无论如何,总是非常佩服他。

  ”但是,原由封建正统观念作怪,千百年来,在历史学家笔下,曹操一直是个“治世之能臣,乱世之奸雄”。随着历史小说《三国演义》的普遍流传和戏剧舞台上人物造型脸谱化,“旷世奸雄”“白脸奸臣”早已成为曹操的代名词。  但是,毛泽东研读历史人物,重在看其在推进历史进程中的实际作用,而绝不囿于“成说”,或所谓“定论”。在《三国志集解武帝纪》中,毛泽东圈划批注较多的,除曹操的身世、经历和战绩外,要紧是曹操采取的政策。

  科学的研读,使出现在毛泽东笔下和口中的曹操,完全是人们从未见过的曹操形象。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:“曹操中断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,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,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。  ”1954年夏在北戴河,他又动感情地评说:“曹操统一北方,创立魏国。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核心地区。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,束缚豪强,发展生产,实行屯田制,还督促开荒,推行法制,提倡撙节,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起初稳定、恢复、发展。

  这些难道不该肯定?难道不是了不起?说曹操是白脸奸臣,书上这么写,剧里这么演,老百姓这么说,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,还有那些反动士族,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,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。  这个案要翻。”
《三国志集解刘表传》有一段裴松之的注,说刘表初到荆州时,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,刘表“遣人诱宗贼,至者55人,皆斩之。

  ”毛泽东在“皆斩之”三字旁划着曲线,天头上批注:“杀降不详,孟德所不为也。”
曹操不杀降,不但呈现了他豁达大度的政治家风范,也是他战场取胜的法宝。史载,曹操诱降青州黄巾起义军30余万,选其精锐,编为“青州兵”,成为他日后攻城略地、统一北方的骨干力量。  建安三年(公元198年),曹操在兖州,任用毕谌。后张邈叛,将毕谌的母、弟、妻劫去,曹操对他说:“卿老母在彼,可去。

  ”毕谌去后就他国回来。及至讨平张邈,毕谌被捉,大家都为他的性命忧虑。曹操却说:“夫人孝于其亲者,岂不亦忠于君乎?吾所求也。”不仅他国杀毕谌,反任命其为鲁相。魏种本是曹操推荐的孝廉,张邈占据兖州时,曹操说:“唯魏种且不弃孤也”,岂料魏种却投降了。  待到打败了张邈,魏种被擒,曹操并没杀他,说:“唯其才也”,“释其缚而用之”。

  正是原由曹操胸怀广阔,唯才是举,擅长用人,他的身边才猛将如云,谋士如雨,较之孙权和刘备等,他网罗的人才是最多的。毛泽东一向阻拦虐待和杀害俘虏,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他亲自为我军协议的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的第八条,严格规定“不虐待俘虏”,这对严肃军纪,支离破碎敌人起到很大作用。  不惟如此,毛泽东在他有名的十大军事原则第九条中指出:“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,补充自己,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,要紧在前线。

  ”要求不仅不能虐俘、杀俘,还要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,把俘虏转折为革命军人,从而为战争的胜利奠定雄厚的兵力基础。
毛泽东评点《三国志》中的历史人物,往往把地位相近人物相互比照,凸显他们的不同,从而得出令人印象显着的结论。  据《三国志集解刘表传》记载,刘表“少有名,号八骏。长八尺余,姿貌甚伟”。可见,此公仪表堂堂,帅气逼人,俨然是一个“英雄”。

  况且刘表还是汉室宗亲,门第高贵,这些都是被讥刺为“身世不明”、阉竖“遗丑”的曹操不能相比的。但是,慧眼独具的毛泽东不被人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,他通过刘表在乱世中的实际作为,一针见血地对其评点道:“虚有其表”。  建安五年(公元200年),刘表打败了张怿,于是“南收零、桂,北据汉川,地方数千里,带甲十余万”,祭祀天地,摆起了皇帝的派头。

  毛泽东对此批注:“作土皇帝,孟德不为也。”再次称赞曹操在政治上与众不同,高出刘表一筹。
毛泽东对曹操的文学才能与贡献也十分支持。他赞许鲁迅“曹操是改造文章祖师”的论断,在与子女谈话时曾说:“曹操的文章诗词,极为本色,直抒胸臆,豁达通脱,应当学习。  ”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:“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。气魄雄伟,仗义疏财悲凉,是真男子,大手笔。

  ”在我国古代帝王中,才兼文武的不乏其例,但像曹操这样,政治、军事、文学皆为一流的则为仅见。这也是毛泽东推崇曹操,并力主为其翻案的首要原因。
“《三国志》里《郭嘉传》值得一读”
毛泽东历来主张读史要古为今用。他苦心研读《三国志》的另一个显着特点,就是科学分析书中有出色作为人物的成功经验,用以启迪、教育广大干部,解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,也就是解决“过河”中的“桥和船”问题。

    
经典小说《三国演义》,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三国各路英雄设谋用计的神奇故事。但就真正的历史而言,曹操帐下的谋士郭嘉,可谓善出奇谋密计的第一人。因而,郭嘉和曹操一样,成为毛泽东研读《三国志》评点最多的人物。
郭嘉,字奉孝,颍川阳翟(今河南禹州)人。《三国志魏书郭嘉传》说:“嘉深通有算略,达于事情”。他原为袁绍的幕僚,认为袁绍“徒欲效周公之下士,而未知用人之机。

    多端寡要,好谋无决,欲与共济天下大难,定霸王之业,难矣!”后经荀彧推荐,成为曹操的首席谋臣。曹操赏识他,认为:“使孤成大业者,必此人也。”曹操与吕布作战,打了三次,吕布败退固守,当时士卒疲惫,曹操也想退兵。郭嘉认为吕布已成强弩之末,建议“急攻之”,遂获胜,擒吕布。曹操想很快征服刘备,又忧虑袁绍抄后路,很观望,就征求郭嘉意见。

    郭嘉说:袁绍性多疑,不可能很快行动;刘备新兴起,众心尚未归附,“急击之必败”。后来,刘备自然被打败。曹操准备征讨袁尚及三郡乌丸,众人都怕刘表指示刘备乘机袭击驻地。郭嘉却认为,乌丸离我们远,必疏于戒备,骤然予以袭击,定可取胜。至于刘表,“坐谈客耳”,他自知才不及刘备,必不敢委以重任。“兵贵神速。今千里袭人,辎重多,难以取利,且彼闻之,必为备;不如留辎重,轻兵兼道以出,掩其不意。

    ”曹操采纳了他的意见,大破乌丸。只可惜计不虚发的郭嘉身体一直不好,38岁中年夭折。赤壁之战曹操战败后,万分感叹道:“郭奉孝在,不使孤至此。”以致捶胸顿足:“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”他上表称赞郭嘉,“自从征伐,十有一年。每有大议,临敌制变。臣策未决,嘉辄成之。平定天下,谋功为高。”毛泽东在多种场合,向军地领导干部推荐读《郭嘉传》。

    他说:“《三国志》里《郭嘉传》值得一读”“世上他国先知先觉,他国什么前知五百年、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。无非是多谋善断,留有余地……大跃进出点乱子,不要埋怨。否则就是‘曹营之事不好办’。或者叫‘欲与共济天下大难’!”
据薄一波回忆: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或私下场合介绍《郭嘉传》让大家看,“意思正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作事要多谋善断。

    毛泽东说,多谋善断这句话,重点在‘谋’字上。要多谋,少谋是不行的。要与各方面去商量,阻拦少谋武断。商量又少,又武断,那事情就办不好。谋是基础,只有多谋,才能善断。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。”毛泽东还说:“要当机立断,不要优柔寡断。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。阻拦党内一些不良倾向,也要当机立断。”1959年6月,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又讲到“多谋善断”问题,这次是针对办报而言的。

    他说:“报纸办得好坏,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,还是书生办报。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,但有些同志是书生,最大的缺点是优柔寡断。袁绍、刘备、孙权都有这个缺点,都是优柔寡断,而曹操则是多谋善断。我们做事情不要独断,要多谋,但多谋还要善断,不要多谋寡断,也不要多谋寡要,他国抓住要点,言不及义,这都不好。听了许多意见之后,要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害。

    曹操批评袁绍,说他志大智少,色厉而内荏,就是说他国头脑。办报也要多谋善断,要一眼看准,立即抓住、抓紧,形势一变,要转得快。”可见,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干部研读《郭嘉传》,要多谋善断,归根结底,就是针对当时党的工作出现的倾向性问题,集中解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。一方面他要求各级领导要像郭嘉那样敢于和擅长精确地反映情况,提出独到见解;一方面要求擅长多方听取、集中大家的智慧和意见,不失时机地作出决断,把事情办好,办出成效。

    
毛泽东向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领导推荐读《郭嘉传》,不仅有针对性,有时还颇具深意。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:1966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,林彪正当大红大紫之时,他亲眼看见毛主席向林彪推荐两本线装书,一本是《三国志魏书郭嘉传》,另一本是《宋书范晔传》。郭嘉和范晔究竟是何许人?他们对毛主席点拨林彪有什么首要性?不看书不知道,看后如梦方醒。

    郭嘉是三国时期曹操手下一名出类拔萃的谋士,他随曹操征战十余载,为曹操出了许多好点子。可惜英年早逝,年仅38岁。而范晔是南北朝时期宋国的重臣,掌管禁旅,参与机要。他后来因参与谋反被判杀头罪。两位古人的权位与林彪相似,一正一反,一成一败。毛泽东以古喻今,用意不言自明。
“不可不读《三国志》中的《吕蒙传》”
毛泽东曾指出: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。

    要真正学到一点东西,就要“对自己学而不厌,对人家诲人不倦”。他熟读《三国志》,透过波澜壮阔的三国历史中军事、政治斗争的画卷,不但不断丰富自己治党、治国、治军的规律性意识,而且经常对部属推荐书目、提出要求,提高各级干部的素质。
1958年9月,毛泽东视察安徽,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公安部长罗瑞卿。

    漫谈中,毛泽东饶有风趣地说起吕蒙发奋读书的故事。吕蒙,字子明,汝南富陂(今安徽阜南东南)人,吴主孙权的首要将领。据《三国志吴书吕蒙传》记载:吕蒙幼年不曾读书,其姐夫邓当是孙策手下的将领,他十五六岁时随从邓当出征,谁也劝阻不了,孙策十分赏识他的英勇。孙权时,吕蒙屡立战功,升至“横野中郎将”。孙权对吕蒙说,你现在掌握很大的兵权,“宜学问以自开益”。

     吕蒙以“军中常苦多务,恐恶积祸盈复读书”推脱。孙权说,我并不要求你当博士,但要你“急读《孙子》《六韬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及三史”。孔子说:“终日不食,终夜不寝以思,无益,不如学也。”汉光武帝“当兵马之务,手不释卷”。曹操“亦自谓老而好学”。你为什么不勉励自己去读书呢?孙权还以自己读书而“自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大有所益”开导他。

    吕蒙接受了孙权的劝告,从此“用心不倦,其所览见,旧儒所向无敌”。周瑜死后,鲁肃接任东吴统帅。起初,鲁肃并不看重吕蒙。但当吕蒙向他献上对付蜀国名将关羽的“五策”时,他不禁大为惊异和钦佩,拍着吕蒙的后背说:吕子明,我不知道您的才略竟然达到这个地步。我自以为是自以为是你只会打仗,想不到你“学识英博”,已不再是当年那个“吴下阿蒙”了。

    以后,吕蒙成了东吴的杰出统帅,几乎战无所向无敌。孙权称其为“国士”,说没人能赶得上吕蒙那样,年长后还能下决心学习。评价其“筹略奇至”,仅次于周瑜。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也称赞道:“吕蒙勇而有谋,断识军计,谲郝普,擒关羽,最其妙者。初虽轻果妄杀,终于克己,有国士之量,岂徒武将而已乎!”
讲完吕蒙的故事,毛泽东说:“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,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,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,他们不可不读《三国志》中的《吕蒙传》。

    ”可见,毛泽东虽然对我军高级干部很信任,读史时有过“老粗出人物”的评语,但他对这些“老粗”们原由文化程度低,在新形势下带兵可能面临种种困境,还是洞若观火。这次他当面向罗瑞卿荐读《吕蒙传》,并告诫说:“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,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要求。”回京后,罗瑞卿仔细阅读了《吕蒙传》,并请人将它译成白话文,印发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,用以激励大家学文化的周全。

    这对公安系统干部队伍的建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毛泽东针对性很强的荐读《吕蒙传》的讲话传开后,在全军引起了强大反响。各级干部尤其是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领导干部,遵照毛泽东的要求,结合自身实际和工作需要,如履薄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,改善了知识结构,综合素质得到显著提高。
王震,人称“王胡子”,是我军出名的打仗不要命的勇将。

    1938年冬,日寇进犯汾河。

    王震当年只有30岁,奉命夺回阵地。战前动员时,他让战士抬出一口棺材,挥拳大声说:“我领头向前冲,要死我先死,死后装进这口棺材里。”部队激战一昼夜,大破日军,王震头部负重伤。王震的另一个特点是,一向注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部队工作。第359旅立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,凡是初、高中毕业生入伍,在连队锻炼一段时间,即可委以正当的职务。

    王震的这支部队向来以尊敬知识、爱护人才有名全军。战争年代,有一次毛泽东问王震:“你读过《三国志》吗?那里面有关羽和张飞的传记,很值得一读。比如‘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;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’等……希望你能读一读,取两人之长,去两人之短。”王震是毛泽东的爱将,毛泽东建议王震读《三国志》中的《关羽传》《张飞传》,显然有感而发,更见知人之深。

    后来,王震找来《三国志》中两人的传记如履薄冰研读,很受震动。关羽和张飞作战勇猛求进、战功显赫,当时即被称作“万人之敌”。但两人的弱点和优点同样出色。关羽善待士兵而对士大夫盛气凌人;张飞则相反,尊敬士大夫而不善待士兵。结果,两人的短处终极使他们掉了脑袋。王震体会:毛泽东要他“取两人之长,去两人之短”,就是要他以史为鉴,看到自身的问题,克服短处,做周至发展的出色将领,带好队伍,多打胜仗。

    
毛泽东读《三国志》可谓烂熟于心,其中的典故,可以信手拈来,点石成金。比如,为了说明必须破格提拔年轻干部,1964年3月24日,毛泽东在谈话中,又一次谈到三国中一些首要人物的年龄。他说:“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。赤壁之战,群英会,诸葛亮那时27岁,孙权也是27岁,孙策起事时只有十七八岁。周瑜死时才不过36岁,那时(赤壁之战),也不过30岁左右,鲁肃40岁,曹操53岁。

    事实上青年人打败了老年人,长江后浪推前浪,世上新人赶旧人。”毛泽东用鲜活的事例,阐明了强大的现实政治问题。|< < 1 2 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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